「六四」是當代中國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影響這幾十年來中國發展的歷程，也將深刻影響未來中國的發展進程、特別是政治的發展。民主進步黨長期關切中國的民主化與人權發展，因為觀察一個國家社會發展的民主化，人權的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台灣從一九七零年代末期開始，歷經好幾十年發展後，到了今日終於有了初具規模的民主與人權發展，而其過程備極艱辛，參與其中的人所付出的犧牲，也令人感佩。
在「六四」事件後的廿二年之間，中國有很大的變化。它的經濟急遽的增長，已崛起成為區域的大國，它的影響力與經濟力日漸增強，世界各國都有目共睹。學者們暢談所謂的「中國模式」，乃至於所謂「社會主義3.0」的「重慶模式」，中國處處流露出對於經濟發展成果的驕傲與自信。
這樣的經濟果實的確散發出耀眼的光芒。但是，也有人批評，這種透過擴大政府權力來帶動經濟發展的作法，卻會對民主與人權造成壓抑與傷害。我們看到，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的人權狀況與民主法治的發展，並沒有與時俱進；對言論自由的壓制，也未見放鬆；「維穩」取代了「民主」，成為政府處理改革意見的主要手段。
在2008年發起「零八憲章」連署、而遭到判刑1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他被剝奪了領獎的權利，在去年底獲獎之後到現在都音訊全無，連親人都無法去探視；至今仍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諾貝爾頒獎典禮上那張空的椅子。以創意、敢言而馳名國際的藝術家艾未未，在四月初也被中國政府不當逮捕、拘禁，直到現在仍然下落不明；為壓制批判政府的言論，多位支持改革的知識份子與維權人士被騷擾、恐嚇、甚至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遭到逮捕入獄。而當中國的人民受到「茉莉花革命」的鼓舞，不約而同發出「政治改革、民主萬歲」的聲音時，中國政府卻是用大規模警力的鎮壓來回應他們。
人權是普世價值，民主制度是保障人權的重要基石。中國總理溫家寶說過很多次，要政治改革，要給人民幸福與尊嚴；但是，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政治自由、沒有人權保障與真正的民主，「幸福」與「尊嚴」只是專制政府可以任意剝奪的施捨。我們要向因為爭取改革、爭取權力而受到傷害的人們表達最深切的慰問；我們也再次呼籲中國政府，必須正視人民要求實施民主的聲音，啟動政治改革，朝向民主化發展。唯有民主，才是讓人民掌握幸福、讓社會真正和諧、讓中國達到和平崛起的正確道路。
對台灣2300萬人而言，民主是國家體制的基礎，是安全的基本防線，也是生活方式的選擇。正是民主價值的選擇與實踐，突顯出台灣與中國的不同之處。中國的一黨專政體制，難以成為台灣人民可接受的選項；兩岸關係的建構，不能以犧牲台灣的民主為代價，更必須用民主來捍衛我們珍視的價值，以確保未來世代的完整選擇權。我們堅信，民主是超越族群、超越國界，是全球人民所共同追求的價值；民主將是兩岸解決爭議，共同追求和平與穩定、繁榮與發展的關鍵基石。
因此，我們關切中國的民主化，更時時警惕自己，必須牢記台灣民主化歷程的艱辛，鞏固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但遺憾的是，馬總統上任之後，就改變過去對「六四」的關懷以及對中國迫害人權的批判態度，為了推動兩岸交流協商而對中國箝制言論自由與打壓民主人士的作為緘默、姑息，這種消極的態度無助於中國的正向改變，更使得台灣的人權與民主標準產生倒退。2008年起，台灣的新聞自由度年年退步，從32名退到今年的第48名，這正是一項令人擔憂的警訊。
我們再一次嚴正地要求，政府必須用具體行動展現對中國民主改革人士的支持，向國際清楚表明台灣重視民主及人權價值的堅定立場，並將民主與人權議題納入兩岸交流的清單，將人權條款置入與中國簽署的各項協議，善用台灣的民主資產，支持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民主進步黨將會持續關注中國的民主化，並採取積極的作為，與追求民主自由人士展開對話與交流，讓台灣的民主進一步深化，並促使中國往更民主、更自由的道路邁進。
中國知名作家韓寒曾經在文章中提到，他希望的中國是，「有一樣乾淨的環境，一樣自由的空氣，看著被關進籠子的權力，把酒言歡，言無不盡」。期許我們共同努力，讓民主在中國生根茁壯，讓兩岸共享和平發展的果實，讓「茉莉花」繼續盛開在自由的空氣裡。
說明：
1.「社會主義3.0」：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指出，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探索分為三階段，一是1950-1978年的匱乏階段，人均收入低於1千美元；二是1978-2002年左右的溫飽階段，人均由1千美元至4千美元；三是由2002年開始的小康階段，人均收入超過6千美元。在進入小康階段後，中國開始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3.0版本，而「重慶模式」能為社會主義3.0的探索提供些經驗參考。
2、「重慶模式」：薄熙來在2007年底入主重慶後，推出「唱紅」、「打黑」、「分配」、「維穩」、「民主」、「公平」等措施，其中的「唱紅」（唱紅歌，讀經典，傳箴言，講故事）作法讓外界稱為「紅色重慶」。他的施政成效引起廣泛討論，即「重慶模式」是否會成為「中國模式」；更成為薄熙來爭取更上一層樓的政治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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